《花木兰》的“冒犯”背后，是中国文化的“叙事之战”

转载于燕京书评

作者 | 余雅琴

9月11日，新版《花木兰》在中国院线上映，作为迪士尼中国战略重要的一步，这部电影从选角开始就备受关注。刘亦菲、巩俐、李连杰、甄子丹等中国巨星的加盟，也让迪士尼对中国市场的野心昭然若揭。

随着电影海报、剧照和片花的流出，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这部电影将夸张的仿唐妆容和福建土楼等元素融合在脱胎于北朝民歌的花木兰故事里，被人认为是带有强烈“东方主义”色彩的西方想象。甚至，李连杰饰演的皇帝的造型，也被网友因形似傅满洲而在豆瓣怒打一星。目前，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评分仅为4.9。

与超出预料的差评形成对比的，是这部电影在中国市场的高密度宣传，宣传方特意为中国基层市场设计的土气海报被植入了各大app。不论是刷微博，还是点外卖，都可以看到《花木兰》的开屏宣传。在如此的攻势下，《花木兰》上映两天就在中国取得了1.22亿人民币票房。

对于这部投资1.5亿美元的电影来说，商业上或许并不算失败。毕竟，除了电影本身的票房收入，“花木兰”IP带来的游戏、文创、主题乐园等周边才是主要的收入。

「两相为难：“东方主义”视角与西方现代价值」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的经典学术著作《东方主义》一书中，用福柯的话语概念考察了东方主义，并试图阐明权力如何通过话语起作用、权力如何产生认识，以及关于“东方”的认识本身如何表现了社会权力关系。将“东方主义”宽泛地定义为“一种西方式的支配、重构、西方对东方享有的特权”。在他看来，许多西方著作中对东方的表述，没有真实地呈现历史上的东方，而只是西方想象出来的文化意象和人为话语。

面对“东方主义”的指责，新版《花木兰》当然不算冤枉，好莱坞一贯擅长将自己的价值体系植入他国的传统故事中。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下，涉及他国文化的《阿拉丁》《功夫熊猫》《寻梦环游记》等作品一样经不起推敲。与此同时，在好莱坞行销全球的战略中，这些电影又具有将人类普遍情感用最通俗的表达方式传递出来，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有效载体的意义。

有网络评论表示，电影中花木兰夸张的妆容，是电影主创对“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还原，有史料支持。而既然住土楼的客家人因西晋“永嘉之乱”南迁，土楼这种建筑形式或许也是花木兰时代中原民居中的一种。何况电影艺术并不必然承载真实的历史，《木兰辞》本身就是一个被高度艺术化处理的文本，并无信史可查。

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因此，当这部电影于9月11日在中国公映，更多的人得以观看到这部影片之后，网络上也有了一些不同的声音：花木兰作为“迪士尼公主”（Disney Princess）系列中唯一的亚裔平民，她身上所彰显出“雌雄同体”、“不爱红妆爱武装”等特质依然具有进步性。在新版《花木兰》中，不但没有任何侮辱中国文化的意味，还特意赋予了花木兰代表着主创理解下的中国价值“忠勇真孝”的精神性。

在这版中，花木兰从军的目的，固然也有个人报复的实现，但荣耀家族也是其很重要的目的之一。电影强化了木兰和父亲的关系，将花木兰的故事放置在一个对女性怀有偏见和不友好的大环境中，强调了花木兰世界的父权制，以“孝”的观念代替了动画版中更西方式的家庭观念。而对皇帝的塑造，不同于原版中那个亲切的老人，反而将角色的威权形象进行强化，这些都彰显出花木兰在事实上是一个维护父权和君权的古代英雄，这些都是这部电影试图接近历史真实的部分。

正是因为这些试图接近古代中国、试图对儒家文化的对应处理，才让新版《花木兰》遭遇了两头不讨好的境地，西方观众无法理解花木兰的“忠孝”，而中国观众则一部分不满足于西方对中国故事的再塑，一部分则无法接受其与当代中国无法对接的价值取向。

「#Metoo 时代的花木兰：小人物的英雄梦与性别战争」

公正地说，新版《花木兰》固然是一部中规中矩的平庸商业电影，但也可以算作一部合格的迪士尼真人电影。它有着这类电影齐全的元素：富有魅力的明星、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宏大的场面，以及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

对比1998年版本《花木兰》，两部电影在核心部分并无二致，都是借助一个古老东方的故事进行现代价值观的演绎。其中诸多典型的中国古代元素：舞龙、杂技、祖先崇拜和东方音乐，也是一种被西方“奇观化”的中国，在这个基础上一边加入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浪漫约会、个人奋斗等情节，一边削弱原本故事中的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和中国式集体主义等内容。

电影将木兰塑造成了“美式“个人主义、女性主义和英雄主义背景下的新女性形象。在精神内核上，它表现的不是传统的孝顺父母、忠君爱国观念，而是女性的独立意识、小人物的“英雄梦”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迪士尼的重塑下，花木兰成为了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女性，对包办婚姻不屑不顾，渴望建功立业，这种重新阐释在世界上曾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花木兰的形象一度深入人心。甚至因为她独特的性别转换，这个形象曾成为美国青少年性少数人群的亚文化偶像。不少在主流社会受到压抑的青少年“酷儿”，从花木兰身上汲取了“做自己”的力量。通过误读，花木兰的故事鼓励了少数人群无需压抑自我，同样可以获得家庭和社会的认同，可以荣耀家族的勇气。

从这点看，新版《花木兰》并非毫无可取之处，它的文本本身和引发出的诸多讨论都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花木兰故事的解释权在谁手中？晚清时代，花木兰曾作为“女德”典范出现，认为其“代父从军为父尽孝，掩藏美貌保全贞节”；战乱年代，爱国知识分子又将花木兰解读为“保我民族”、反抗敌军的“巾帼能兵”，甚至为她最终放弃军人身份感到遗憾。

因此，以当代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拥有女性身体的花木兰，经历着从古至今的自我压抑。戴锦华在《昨日之岛》一书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花木兰形象可以被视为妇女解放之后的自况：一方面，“男女都一样”有力的支持了性别平权；另一方面，“去性化”的性别文化，更像是一种极为特殊的“男性化”过程。“这一空前的妇女解放运动，在完成了对女性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将‘女性’变为一种子虚乌有。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

阎连科在著作《她们》中，也表达了对 “花木兰从军”这个传统故事的看法。在这个故事中，“没有花木兰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纠结、尴尬和矛盾，没有写出一个女性（身体）在男人世界里内心的不安与焦虑。‘女性身体’在这儿完全消失了。”

22年后，刘亦菲版的《花木兰》淡化了性别转换后的模糊性，强化#me too时代新的性别政治正确话语。为此，电影还特地设计了新的角色来烘托新时代花木兰形象，新版木兰的恋人不再是她军队中的上级；巩俐饰演的女巫角色与花木兰之间则形成了一组镜像关系，让两代试图僭越秩序的女性不同命运的对比，来回应当下的女权主义环境。

巩俐这个角色不愿意被认定是女巫，更希望被认为是战士，但在她的时代里，她只能被当做具有邪术的异端来看待，也只有代表着邪恶的敌人首领才会欣赏她。当她见到花木兰后，感受到一种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从政权战场来说她们是敌人，但从性别战争来说，她们是彼此的盟友。最后，女巫为了救花木兰而死，她的死亡昭示着旧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压抑，而新时代则赋予了花木兰力量。因此，如果说旧版设定花木兰一边要比“男人更强”，一边需要上级的搭救才可以建功立业；在这版中，花木兰的力量却在她长发披肩、认同自己的女性身份后才真正展现。

观众可以认为这些设定不符合历史，但它们的确与今天的时代精神更加相近，她让女性发出了在历史中被长期压抑的呼喊，但也因此改写了这个具有复杂意味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政治正确”到了极其工整的地步。

「新版《花木兰》究竟冒犯了谁？」

以今天的舆论环境作为观察对象，“政治正确”似乎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似乎代表了西方霸权对其他文化的倾轧，也是一种文化上的虚伪。但就全球电影行业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各国观众都期待一种有效地方式将自己的独特文化进行有效传播的电影；另一方面，就目前的电影创作来说，全世界的电影人事实上还在使用同一套语法，电影依然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当我们在指责这部《花木兰》是西方对东方“刻奇”想象的同时，就需要厘清什么是东方式的花木兰故事。在这个传奇中，花木兰被塑造为“替父从军”的孝女，她从军的原因是为了尽孝，也是为了尽忠。而忠孝，的确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新版《花木兰》在这个层面是极力向中国文化靠拢的。尽管，这或许是一种浅薄地对中国文化的演绎，但从事实上反映了好莱坞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从启用刘玉玲、吴卓珊这样符合欧美审美的华裔女星，到对刘亦菲的重视，好莱坞在对东方面孔的打捞上也极尽能事。他们渐渐学会了摒弃自己的固化审美来迎合中国市场。这几年，好莱坞对准华裔市场的电影一部接着一部出现，从《摘金奇缘》（Crazy Rich Asians）到《别告诉她》（The Farewell），都出现了美国口碑票房都不错、进入中国市场滑铁卢的尴尬境遇。有趣的是，较之前反映中国题材实则面向西方观众的电影来说，这些作品其实更注重对华人文化的关照，试图以“文化冲突”为核心叙事，展现对多元文化的重视。

在《花木兰》口碑滑铁卢的案例中，好莱坞乃至全球的电影工作者得到最大的启示，不应该是拒绝表现多元文明，反而是如何更好地进行深入到民族文化肌理中再去进行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相较于将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演绎，以普适性的电影语言讲述民族故事，是对电影创作者更大的挑战。

回到网络上对《花木兰》的争论，与其说中国观众不满意的是好莱坞对花木兰故事“歪曲”，或对“烂片”的愤怒，不如说这种争论本质是对中国文化新叙事（New narrative of Chinese culture）解释权的争夺。

曾经，处在亚文化处境中的中国文化，亟待西方的全新诠释，1998年备受赞誉的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曾被中国评论者认为代表着美国主流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接纳。在那个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代里，我们既需要西方主流的肯定，又需要自己民族文化的输出，动画版的《花木兰》可谓顺应了这个时代要求。在贸易战日益白热化的今天，真人版《花木兰》遭到的争议，背后反映着新时代的新课题。

也许，马克思的看法能为我们提供一点启发：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在今天，没有任何国家和民族可以垄断那些人类公共的精神产品。